佛教的往事与今缘第一章第七第八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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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丘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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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.07.22 07:52

  字数 2739

  第七节佛教外传的世界性

  佛教的外传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的,当时孔雀王国第三代阿育王鼎力支持佛教,他为了弘扬佛法,派遣使团和宣教法师到域外布教,开创了佛教向境外传播的先例。

  到公元一世纪,大乘佛教兴起后,佛教掀起了向外传播的高潮。

,它是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,再到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,直到我国云南省傣族、崩龙、布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。

小乘上座部的传播路线,其经典以巴利文或其他文字拼写巴利语编成,经典数量比较少,且内容简单。

从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开始,经我国西藏传入内地,再由中国传入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。

由现今尼泊尔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,再由西藏传入蒙古、西伯利亚及中国内地。

  北传佛教以大乘和金刚乘为主,其经典大多是从中亚各民族和印度梵文陆续译成汉文和藏文的,内容极其庞杂。

  其中,日本和朝鲜长期使用汉文经典,直到近代才出现日文佛经。

  佛教之所以能够迈出国门走向世界,尤其是扎根于东南亚各国,成为世界性宗教,这是由它的内在特质决定的。

  大家知道,佛教虽然成长于印度文化,但它不像婆罗门教植根于种姓制度,这类印度特有文化之上,而是集结了印度优秀文化的精髓,具有融入世界,与他国文化相交融的潜质。

  例如,佛陀关于世界无常和缘起的理论,揭示了人生在世各种困惑的原因。

  又如,佛陀关于“四谛”、“八正道”等说教揭示了人生痛苦的根源,以及解脱的途径。

  又如,佛陀关于众生平等的说教,符合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。

  又如,佛教把慈悲作为道德崇尚的对象与神明崇拜相结合,从而激发了人性善的一面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  总之,佛教的理论能够从基本人性出发,具有广泛的普适性,这是佛教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,所具备的优秀特质。

  第八节 佛教在印度的兴盛与消亡

 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末诞生后,在印度经历了一个发生、发展和消亡的过程。关于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,本文在“佛教诞生的社会背景”一节里已有叙述,主要是由于当时古印度群雄割据,相互攻伐,社会处于极度动乱之中。

  人们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里,迫切获得心灵上的安慰。然而,作为印度传统宗教的的婆罗门教,只想维护自己的种姓特权,却无暇顾及人们的精神问题。

  而佛陀的说教正好契合了广大基层民众的精神诉求,以及上层刹帝利欲改革时弊,谋求安邦治国新道的要求。有了这些因素,佛教的兴起便有了顺风顺水的机缘。

  佛教虽然应运而生,但它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,而是走过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。

  佛教诞生二百多年后,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,迎来了第一个大的发展机遇期。

  当时,孔雀王朝第三代阿育王信奉佛教,他为了支持佛教的发展,不惜调动国家资源去广建塔寺,还派遣使团和宣教法师到域外布教,并促成佛教徒第三次结集来整理经典。

  由于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全境,建成幅员辽阔的大印度,因此佛教得益于从地方走向全国,取代婆罗门教的国教地位而兴盛一时。

  但阿育王死后四十年,孔雀王朝就灭亡了。继而代之的是巽伽王朝和甘婆王朝,两个朝代从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28年,共计统治了160年。

  在这一个半多世纪里,诸王均信奉婆罗门教而打压佛教。幸好这两个朝代的版图一个比一个小,给僧侣们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,使得佛教的发展只是受到了挫折,没有遭到灭顶之灾。

  到公元前28年,甘婆王朝被南方的安度罗攻灭后,佛教的处境虽然稍有好转,却依旧摆脱不了受排挤的地位。

  直到公元一世纪,原在中国西北地区游牧的月支人西迁南下,在中亚地区(包括印度的西北部)建立了贵霜王国。

  贵霜王国第三代君主伽腻色伽信奉佛教,他效法阿育王礼遇僧侣,弘扬佛法,赞助并组织佛僧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来整理经典。因此,佛教又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。

  在这次大发展中,“大乘”派崛起成为佛教的主流,使得佛教面貌一新。

  其中有两个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。一是在理论方面,大乘佛教提出了一个关于菩萨的说教,将佛教的神明崇拜,与道德(善的最高境界——慈悲)崇尚相结合,为佛教争取到了无数的善男信女,并对佛教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  直到目前,人们对菩萨这个大慈大悲之化身的顶礼膜拜,依然是佛教信仰中最重要的内容。

  二是在实践方面,佛教开创了塑造佛像和菩萨像的历史。

  大乘佛教之所以提倡塑造佛像和菩萨像,是与当时贵霜王国居民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。由于贵霜王国位于传统的“丝绸之路”上,而“丝绸之路”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之地,因此这里早在公元前四世纪,亚历山大大帝率希腊军东征以后,就开始有希腊人移居。

  到贵霜王国时期,这里已经居住了大量希腊移民,并把他们塑造神像的文化传统带了过来。

  当他们皈依佛门后,也就很自然地把这个传统带进了佛教。大乘佛教审时度势,大力提倡塑造佛像、菩萨像。

 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,一个是迎合了当地的文化传统,另一个是让佛陀、菩萨走进了有形的神殿,供人们顶礼膜拜。

  由于这一举措满足了信众的精神诉求,因此塑造佛像、菩萨像很快便成为一种时尚,被广大信众所追捧。一个独具特色的“犍陀罗艺术”就这样渐渐形成,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。

  总之,在这次佛教大发展中,佛教从理论到实践,都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,使得佛教的繁荣与昌盛又延续了几个世纪。

  到公元六世纪以后,佛教自身产生了两种不良倾向。

  一是部分宗教高层沉湎于琐碎的哲理探讨,从而脱离了基层广大信众。

  二是一些僧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他们放弃对佛教义理的探讨,抛弃传统的禅定、思辨等修行方法,反而以设坛场,举行秘密宗教仪式等低俗活动来代替修行,甚至用驱灾祛邪、降鬼捉妖的法事蛊惑信众。

  这种与佛教的原有宗旨渐行渐远的行径,必然会削弱佛教原本强大的人文气场,降低佛教神圣的感召力,从根本上改变佛教优良的内在特质。

  相比之下,曾一度衰落的婆罗门教,却注意吸收其他宗教的有益因素,改革教规教义,创新本教理论,在励精图治中争取信众。

  到公元九世纪,已经复兴并改造为新婆罗门教(印度教)的婆罗门教,在统治者的支持下,东山再起,一举取代佛教的国教地位。从此,佛教一蹶不振,在印度不断被边缘化。

  然而,屋漏又遭连阴雨,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,阿富汗境内的穆斯林国家——伽色尼多次入侵印度。

  侵入印度的穆斯林为了打击异教徒,他们破坏佛教寺庙,劫掠财富,滥杀僧侣。

  佛教就这样,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下,每况愈下,变得形只影单,破败不堪。

  到十三世纪,外来的穆斯林封建主统治了印度北部后。南方印度教徒在本地封建主庇护下,得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,而没有政治靠山的佛教惨遭灭顶之灾,寺院全部被摧毁,教徒在残酷迫害中统统遣散。从此,佛教便在它的故乡印度消亡了。

  直到19世纪末,印度佛教又开始重建。不过,发展速度十分缓慢,至今信徒甚少,与9世纪以前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,更无法与作为国教的印度教(新婆罗门教)相提并论。

  第七节佛教外传的世界性

  佛教的外传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的,当时孔雀王国第三代阿育王鼎力支持佛教,他为了弘扬佛法,派遣使团和宣教法师到域外布教,开创了佛教向境外传播的先例。

  到公元一世纪,大乘佛教兴起后,佛教掀起了向外传播的高潮。

,它是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,再到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,直到我国云南省傣族、崩龙、布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。

小乘上座部的传播路线,其经典以巴利文或其他文字拼写巴利语编成,经典数量比较少,且内容简单。

从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开始,经我国西藏传入内地,再由中国传入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。

由现今尼泊尔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,再由西藏传入蒙古、西伯利亚及中国内地。

  北传佛教以大乘和金刚乘为主,其经典大多是从中亚各民族和印度梵文陆续译成汉文和藏文的,内容极其庞杂。

  其中,日本和朝鲜长期使用汉文经典,直到近代才出现日文佛经。

  佛教之所以能够迈出国门走向世界,尤其是扎根于东南亚各国,成为世界性宗教,这是由它的内在特质决定的。

  大家知道,佛教虽然成长于印度文化,但它不像婆罗门教植根于种姓制度,这类印度特有文化之上,而是集结了印度优秀文化的精髓,具有融入世界,与他国文化相交融的潜质。

  例如,佛陀关于世界无常和缘起的理论,揭示了人生在世各种困惑的原因。

  又如,佛陀关于“四谛”、“八正道”等说教揭示了人生痛苦的根源,以及解脱的途径。

  又如,佛陀关于众生平等的说教,符合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。

  又如,佛教把慈悲作为道德崇尚的对象与神明崇拜相结合,从而激发了人性善的一面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  总之,佛教的理论能够从基本人性出发,具有广泛的普适性,这是佛教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,所具备的优秀特质。

  第八节 佛教在印度的兴盛与消亡

 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末诞生后,在印度经历了一个发生、发展和消亡的过程。关于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,本文在“佛教诞生的社会背景”一节里已有叙述,主要是由于当时古印度群雄割据,相互攻伐,社会处于极度动乱之中。

  人们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里,迫切获得心灵上的安慰。然而,作为印度传统宗教的的婆罗门教,只想维护自己的种姓特权,却无暇顾及人们的精神问题。

  而佛陀的说教正好契合了广大基层民众的精神诉求,以及上层刹帝利欲改革时弊,谋求安邦治国新道的要求。有了这些因素,佛教的兴起便有了顺风顺水的机缘。

  佛教虽然应运而生,但它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,而是走过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。

  佛教诞生二百多年后,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,迎来了第一个大的发展机遇期。

  当时,孔雀王朝第三代阿育王信奉佛教,他为了支持佛教的发展,不惜调动国家资源去广建塔寺,还派遣使团和宣教法师到域外布教,并促成佛教徒第三次结集来整理经典。

  由于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全境,建成幅员辽阔的大印度,因此佛教得益于从地方走向全国,取代婆罗门教的国教地位而兴盛一时。

  但阿育王死后四十年,孔雀王朝就灭亡了。继而代之的是巽伽王朝和甘婆王朝,两个朝代从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28年,共计统治了160年。

  在这一个半多世纪里,诸王均信奉婆罗门教而打压佛教。幸好这两个朝代的版图一个比一个小,给僧侣们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,使得佛教的发展只是受到了挫折,没有遭到灭顶之灾。

  到公元前28年,甘婆王朝被南方的安度罗攻灭后,佛教的处境虽然稍有好转,却依旧摆脱不了受排挤的地位。

  直到公元一世纪,原在中国西北地区游牧的月支人西迁南下,在中亚地区(包括印度的西北部)建立了贵霜王国。

  贵霜王国第三代君主伽腻色伽信奉佛教,他效法阿育王礼遇僧侣,弘扬佛法,赞助并组织佛僧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来整理经典。因此,佛教又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。

  在这次大发展中,“大乘”派崛起成为佛教的主流,使得佛教面貌一新。

  其中有两个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。一是在理论方面,大乘佛教提出了一个关于菩萨的说教,将佛教的神明崇拜,与道德(善的最高境界——慈悲)崇尚相结合,为佛教争取到了无数的善男信女,并对佛教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  直到目前,人们对菩萨这个大慈大悲之化身的顶礼膜拜,依然是佛教信仰中最重要的内容。

  二是在实践方面,佛教开创了塑造佛像和菩萨像的历史。

  大乘佛教之所以提倡塑造佛像和菩萨像,是与当时贵霜王国居民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。由于贵霜王国位于传统的“丝绸之路”上,而“丝绸之路”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之地,因此这里早在公元前四世纪,亚历山大大帝率希腊军东征以后,就开始有希腊人移居。

  到贵霜王国时期,这里已经居住了大量希腊移民,并把他们塑造神像的文化传统带了过来。

  当他们皈依佛门后,也就很自然地把这个传统带进了佛教。大乘佛教审时度势,大力提倡塑造佛像、菩萨像。

 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,一个是迎合了当地的文化传统,另一个是让佛陀、菩萨走进了有形的神殿,供人们顶礼膜拜。

  由于这一举措满足了信众的精神诉求,因此塑造佛像、菩萨像很快便成为一种时尚,被广大信众所追捧。一个独具特色的“犍陀罗艺术”就这样渐渐形成,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。

  总之,在这次佛教大发展中,佛教从理论到实践,都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,使得佛教的繁荣与昌盛又延续了几个世纪。

  到公元六世纪以后,佛教自身产生了两种不良倾向。

  一是部分宗教高层沉湎于琐碎的哲理探讨,从而脱离了基层广大信众。

  二是一些僧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他们放弃对佛教义理的探讨,抛弃传统的禅定、思辨等修行方法,反而以设坛场,举行秘密宗教仪式等低俗活动来代替修行,甚至用驱灾祛邪、降鬼捉妖的法事蛊惑信众。

  这种与佛教的原有宗旨渐行渐远的行径,必然会削弱佛教原本强大的人文气场,降低佛教神圣的感召力,从根本上改变佛教优良的内在特质。

  相比之下,曾一度衰落的婆罗门教,却注意吸收其他宗教的有益因素,改革教规教义,创新本教理论,在励精图治中争取信众。

  到公元九世纪,已经复兴并改造为新婆罗门教(印度教)的婆罗门教,在统治者的支持下,东山再起,一举取代佛教的国教地位。从此,佛教一蹶不振,在印度不断被边缘化。

  然而,屋漏又遭连阴雨,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,阿富汗境内的穆斯林国家——伽色尼多次入侵印度。

  侵入印度的穆斯林为了打击异教徒,他们破坏佛教寺庙,劫掠财富,滥杀僧侣。

  佛教就这样,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下,每况愈下,变得形只影单,破败不堪。

  到十三世纪,外来的穆斯林封建主统治了印度北部后。南方印度教徒在本地封建主庇护下,得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,而没有政治靠山的佛教惨遭灭顶之灾,寺院全部被摧毁,教徒在残酷迫害中统统遣散。从此,佛教便在它的故乡印度消亡了。

  直到19世纪末,印度佛教又开始重建。不过,发展速度十分缓慢,至今信徒甚少,与9世纪以前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,更无法与作为国教的印度教(新婆罗门教)相提并论。